关于《论克罗德与尼禄的统治》的争论虽未平息，但卢梭的支持者不再被动，转而批评狄德罗言辞激烈，“嫉妒卢梭获得的荣誉，就指责他没有理智，是江湖骗子、暴乱者、卑鄙的人”，普鲁士人克罗茨斥责狄德罗是“自然之子与真理之子的顽劣对手”[166]。污蔑性的指责难以抵挡道德美化，有的批判者收敛了怒气，言辞上力求公允，只将批评寓于其中。
卢梭生前委托后人评判是非的愿望变为现实，“两千四百万法国人向他致谢”[167]。帕里索（Palissot）的境遇说明了批判者与支持者的力量对比，1760年5月2日，他的讽刺剧《哲学家》在巴黎歌剧院上演，尖刻地讽刺卢梭关于原始社会的假设，该剧审美价值不高，却因讽刺哲学精神而获得掌声。[168]1760年前，文人界对卢梭的批评限于科学、艺术的风俗，自《哲学家》公演后批评得更直接、更苛刻。这种倾向为政府所许可，文人相争是旧制度的官僚乐于看到的，百科全书派的莫尔莱因回击帕里索而在巴士底狱关押了两个月。[169]卢梭去世后，公众的态度变了，1782年6月20日，《哲学家》又在巴黎歌剧院上演，情节进展到讽刺卢梭的一幕时，“剧场喧闹不止，后排的观众群情激愤，打断了演出，要求剧作者删掉这一幕”，随后几天，观众来信要求更改剧情，不要嘲讽卢梭。帕里索害怕当众受侮辱，不打算上演，“观众不允许我对卢梭有丝毫不敬，我也赞美过他，他们却不在意”[170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