伴随着一批盐业巨富的诞生,朝廷则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。根据史书记载,刘晏主持盐政近20年间,把政府盐利收入从40万缗提高到了600万缗。盐利收入,占到唐朝财税收入的一半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,“天下之赋,盐利居半,宫闱、服御、军饷、百官俸禄皆仰给焉”。以后的朝代,对盐利的依赖同样有增无减。最高峰时,南宋高宗时期,盐利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4%以上。
唐以后的朝代,除了个别时期,基本都沿用刘晏的盐政政策,长达850年。一直到明朝万历后期,才被袁世振主导推行的纲运法所取代——政府不再收盐,由盐商直接向盐户收购运销,即实行“民制、商收、商运、商销”的盐商专卖制。而晚明的这一新政策,则开启了此后绵延300余年权力寻租最高峰的红顶商人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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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寻租是垄断的衍生品。就像硬币的两面,腐败与垄断共生共存,不管朝代如何更替。这不是人的问题,是制度的问题。